现代社会，提倡公力救济。比如司法救济、行政救济。这是因为，私力救济往往“因人而异”，温和的维权方式之外，也存在“血腥化”的极端倾向，这对当事人而言，代价成本太高，而其所追求的正义，亦遭扭曲，极易导致新的矛盾，个体的安全以及社会秩序，也因而无从得以保障。提倡公力救济，正在于避免私力救济的这些弊端，这是向现代文明社会行进的必然选择。
眼下可供剖析的案例是，湖南汝城县附城乡村民曹再发，因不满家乡拆迁赔偿问题，扬言要在广州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而之所以选择中大作为目标之一，是因为他认为中大是“培养官员”的，要让这里的人主持正义。1月15日的《信息时报》还披露，对于“低于建设成本价四分之一的补偿款的协议”问题，汝城县政府工作人员进行了否认，称只知“他因拆迁补偿问题屡屡上访”。而汝城县农经局证实，“当地村干部截留了十多万，别的村民随后都得到了征地款，唯独曹再发家的钱却至今扣着，一家人生活无着”。
公力救济的阙如，由此可见。一方面，是曹再发的屡屡上访，另一方面，却是固有问题的延续至今。就事实和后果而论，公力救济未能起到纠偏作用，甚至于，正是因为公力救济渠道的堵塞不畅，导致了曹再发陷入私力救济的极端之中。尽管曹再发“制造血案”最终只是成了“扬言”，但这维系于个人“一念之间”的选择，已然深刻表明：若公力救济阙如，倒逼公民寻求私力救济，或将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
尤其须要重视的一处是，曹再发称曾经找过一位律师，但律师认为他们那个地方太乱，“不敢管”。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词”，尚未得到考证。但实实在在的社会经验，很难让人相信曹再发是在妄言。毕竟，行政干预司法，将公民阻挡在公力救济渠道之外的现实案例，并不鲜见。之于公民权利而言，这恰恰是最具摧毁性的。因为，众所周知，司法救济是“最后的救济手段”。
保障公力救济，自然不可“凌空虚蹈”。排除行政干扰，坚守住“司法救济”这条底线是为当务之急。这道“题目”不难，答案便在于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当然，宪法精神的落地，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相关的配套改革。作为“操刀手”，执政者当意识到，改革迟缓滞后，只会加剧社会风险，最终危及自身。时代车轮面前，螳臂何以当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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