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罪法条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遗弃罪是指，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二）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
行为人必须负有扶养义务。这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公民对哪些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我国遗弃罪最新司法解释里面都有。扶养义务是基于抚养与被抚养、扶养与被扶养以及赡养与被赡养这三种家庭成员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产生的。
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是社会所赋与并由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它既是一项社会义务，也是一项法律义务。祖父母对孙子女、外祖父母对外孙子女、兄姐对弟妹的抚养义务，亦是如此，但这种抚养义务的产生必须具备法定的条件。子女有要求父母抚养的权利：在特定条件下，孙子女有要求祖父母抚养的权利，外孙子女有要求外祖父母抚养的权利，弟妹有要求兄姐抚养的权利。对另一方而言，则有抚养的义务。遗弃罪指向的必须是未成年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或弟妹，没有独立生活能为的子女亦在此列。 夫妻相互间的扶养义务，是一项无条件的法律义务。
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方既有抚养对方的义务，也有要求对方抚养的权利，因此，形成了一种抚养和领受抚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即狭义的扶养关系。夫妻相互间的扶养关系必须是以夫妻关系为前提，是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种夫妻人身财产关系，一旦这种婚姻关系终止了，那么这种扶养关系亦告终止。至于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亦是社会所赋予的义务，是国家法律所规定的义务。自父母需要子女赡养之日起，这种义务就是无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孙子女对祖父母、外孙子女对外祖父母、弟妹对兄姐的赡养义务，亦是如此。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在一定条件下，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有抚养孙子女、外孙子女、弟妹的义务，孙子女、外孙子女、弟妹亦有赡养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的义务。但这种义务行使的前提条件是，因年老体弱或多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或行动不便，需要人供养、照顾和关怀。
遗弃罪犯罪构成
（一）构成要件的内容为，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
1、行为主体必须是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义务来源不限于亲属法的规定，而应按照刑法总论中所讨论的作为义务来源予以确定。例如，孤儿院、养老院、精神病院、医院的管理人员，对所收留的孤儿、老人、精神病人、患者具有扶养义务；将他人的未成年子女带往外地乞讨的人，对该未成年人具有扶养义务；先前行为使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人，具有扶养义务；如此等等。
2、行为对象是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
其中的年老、年幼并无清晰的年龄界限，患病的种类与程度也无确定的标准，都需要联系“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来理解和认定。行为对象不必与行为主体具有亲属关系。
3、行为内容为“拒绝扶养”
对此，应做出符合法益保护目的的解释。扶养实际上是指扶助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使其能够像人一样生存。因此，除了提供生存所必需的条件外，在其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必须给予救助，更不能将其置于危险境地。所以，“拒绝扶养”应意味着使他人生命、身体产生危险，以及在他人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时不予救助。例如，乙与甲系母子关系，在寒冷之夜从外地步行回家时，年迈的乙实在无力行走，累倒在地上，甲有能力救助却出于某种动机不予救助，而是自己独自回家。乙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时已冻死。可以肯定，甲的行为成立遗弃罪。概言之，拒绝扶养应当包括以下行为：第一，将需要扶养的人移置于危险场所。这里的“危险场所”只是相对于特定的被害人而言。如父母将婴儿置于国家机关门前的，属于将需要扶养的人移置于危险场所。第二，将需要扶养的人从一种危险场所转移至另一种更为危险的场所。第三，将需要扶养的人遗留在危险场所，如将事故的受害人遗留在现场。第四，离开需要扶养的人，如行为人离家出走，使应当受其扶养的人得不到扶养。第五，妨碍需要扶养的人接近扶养人。第六，不提供扶助，如不提供经济供给，不给予必要照料。这些行为的实质是使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不能得到扶养。
4、成立遗弃罪要求情节恶劣
对此，应根据遗弃行为的方式、行为对象、结果等进行综合判断。根据司法实践，对被害人长期不予照顾、不提供生活来源的，驱赶、逼迫被害人离家，致使被害人流离失所或者生存困难的，遗弃患严重疾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的，遗弃行为致使被害人身体严重损害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以及其他类似情形，均属于情节恶劣。
5、经被害人有效承诺的遗弃行为，一般阻却违法性
例如，老年人让其子女将其送往外地乞讨的，子女的行为不构成遗弃罪。但是，与对有生命危险的重伤的承诺无效相对应，遗弃行为对生命具有具体危险时，被害人的承诺无效。
（二）责任形式为故意
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使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的生命、身体处于危险状态，并希望或者放任危险状态的发生。
常见情形编辑 播报
负有对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且情节恶劣的。
遗弃行为必须达到情节恶劣程度的，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情节是否恶劣是区分遗弃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界限。根据司法实践经验，遗弃行为情节恶劣是指：由于遗弃而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被害人因被遗弃而生活无着，流离失所，被迫沿街乞讨的;因遗弃而使被害人走投无路被迫自杀的;行为人屡经教育，拒绝改正而使被害人的生活陷入危难境地的;遗弃手段十分恶劣的等等。
遗弃罪常见问题
（一）遗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
1.犯罪主观方面不同
从主观故意上讲，遗弃罪是应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人企图通过遗弃达到逃避或向他人转嫁由自己承担的扶养义务的目的；故意杀人罪的主观故意则是剥夺他人的生命。因此，如果行为人企图通过遗弃达到向他人转嫁本由自己承担的扶养义务的目的，则其行为构成遗弃罪；如果行为人企图以不履行扶养义务的行为方式达到杀害婴儿或神志不清、行动不便的老人的目的，则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2.客观要件不同
遗弃罪在客观方面一般是将被害人遗弃于能够获得救助的场所，如他人家门口、车站、码头、街口等。故意杀人罪在客观方面则是将婴儿或行动困难的老人放置于不能获得救助的地方，例如，将婴儿遗弃在深山沟内；将神志不清、行动困难的老人遗弃在野兽出没、人迹罕至的荒野，等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准确区分遗弃罪与故意杀人罪的界限，要根据被告人的主观故意、所实施行为的时间与地点、是否立即造成被害人死亡，以及被害人对被告人的依赖程度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只是为了逃避扶养义务，并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弃置在福利院、医院、派出所等单位或者广场、车站等行人较多的场所，希望被害人得到他人救助的，一般以遗弃罪定罪处罚。对于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不履行必要的扶养义务，致使被害人因缺乏生活照料而死亡，或者将生活不能自理的被害人带至荒山野岭等人迹罕至的场所扔弃，使被害人难以得到他人救助的，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
相关法条：《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二）遗弃罪与故意伤害罪的界限
1.客体要件不同
遗弃罪侵犯的客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健康权利。
2.犯罪客观方面不同
遗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具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而故意伤害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这种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一般是直接加害于被害人的身体，如打伤、刺伤、烧伤等。
3.主体要件不同
遗弃罪的主体，必须是对被遗弃人负有法律上扶养义务而且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人；故意伤害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4.主观方面故意的内容不同
遗弃罪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应当履行扶养义务，也有实际履行扶养义务能力而拒绝扶养；而故意伤害罪的故意，则是行为人具有损害他人身体的故意。
相关法条：《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三）遗弃罪与虐待罪的界限
1.客体要件不同
遗弃罪侵犯的客体，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虐待罪侵犯的客体则是复杂客体，既侵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享有合法权益，也侵犯了被害人的身体健康。
2.犯罪客观方面不同
遗弃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具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的行为；而虐待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经常或连续折磨、摧残家庭成员身心健康的行为。
3.主体要件不同
遗弃罪的主体，必须是对被遗弃者负有法律扶养义务，而且具有履行义务能力的人；而虐待罪的主体，必须是在一个家庭内部共同生活的成员。
4.犯罪主观方面不同
两罪在主观方面虽均是故意，但其故意的内容不同。遗弃罪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应当履行扶养义务，也有实际履行扶养义务能力而拒绝扶养；而虐待罪的故意，是行为人有意识地对被害人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
5.犯罪侵犯的对象不同
遗弃罪的犯罪对象，只限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而虐待罪的犯罪对象可以是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人。
相关法条：《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
案例剖析编辑 播报
案例名称：惠某、李某遗弃案
案例类别：人民司法案例 /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 一审
（一）案情介绍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惠某、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二被告人在开庭审理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日23时许，被告人惠某与其女友徐某（已取保候审）在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被告人李某与其丈夫崔某（已取保候审）所开的无照个体诊所内生下一名男婴。当惠某与徐某以生活困难为由，商量将该男婴出卖给他人时，被告人李某与崔某即提出可以帮助联系，并在事成后收取好处费。同年7月3日，被告人惠某通过被告人李某与崔某的介绍，将该男婴以人民币26000元的价格卖给庄某、马某夫妇，李某与崔某从中分得人民币4000元。后被告人李某在庄某的要求下，为该男婴伪造出生医学证明1本。同年7月15日，被告人惠某、李某被抓获归案。案发后，徐某退赃人民币17000元，崔某退赃人民币4000元。现该男婴已由徐某领回。
（二）判决结果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惠某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拒绝抚养，以生活困难为由，出卖其与女友徐某的亲生男婴，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遗弃罪；被告人李某从中居间介绍，伙同他人出卖亲生子女，牟取非法利益，情节恶劣，其行为亦已构成遗弃罪，均应予惩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惠某、李某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指控罪名有误。因为拐卖儿童罪在客观方面必须具有拐卖行为，即采用拐骗、绑架、收买、贩卖等方式，使儿童脱离父母或者近亲属的控制，但这种拐卖行为显然应当将儿童的亲生父母排除在外，无论从法律上还是伦理上讲，父母都不能成为拐卖自己亲生子女的犯罪主体。另外，根据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出卖亲生子女，情节恶劣构成犯罪的，依照遗弃罪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出卖亲生子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二节第（六）项明确指出，对于出卖子女确属情节恶劣的，可按遗弃罪处罚。因此，根据上述一系列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父母出卖自己亲生子女的行为，与拐卖儿童行为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他行为人在婴幼儿父母的授意或同意下，居间介绍出卖婴幼儿，并从中牟利的行为，应当视为对父母遗弃子女的一种帮助，可以构成遗弃罪的共犯，而不能认定为拐卖儿童。被告人惠某作为新生儿的亲生父亲，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并以生活困难为由将亲生子女卖给他人；被告人李某在得知惠某与其女友徐某要将亲生男婴卖掉时，主动帮忙联系，居间介绍，获取非法利益，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对于李某的辩护人认为李某系从犯的意见，法庭认为，被告人李某积极为惠某出卖子女牵线搭桥，并最终实现了出卖婴儿的目的，在共同犯罪中起重要作用，不属于从犯，故对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法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惠某、李某在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且被出卖的男婴已送还其生母，未造成严重后果，对二被告人均可酌予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的辩护人的相关意见，本院酌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惠某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被告人李某犯遗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责令被告人惠某退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五千元，与扣押在案的人民币二万一千元一并予以没收。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未提起上诉。
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抗诉期内提起抗诉，认为一审判决定性错误、适用法律不当、量刑畸轻。理由是：其一，惠某、李某出于营利目的，实施或者帮助实施了贩卖亲生子女的行为，不符合遗弃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拐卖儿童罪定罪处罚。其二，惠某作为被拐卖儿童的亲生父亲，符合拐卖儿童罪的主体特征。其三，一审分别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属量刑畸轻。
在二审期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经审查认为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抗诉不当，申请撤回抗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人民法院根据惠某、李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所作出的判决，定罪、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因而裁定准许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撤回抗诉。
（三）裁判要旨
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犯罪行为，客观上同时存在收取一定数额金钱和拒绝抚养的双重行为，但在犯罪行为性质的认定上，关键要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判断其犯罪的主要目的在于出卖还是拒绝承担抚养义务，而非是否存在营利目的或者非法获利目的。
（四）案件评析
出卖亲生子女的行为虽不常见，但在司法实践中却时有发生，而每一次相关案件的出现，都引来了激烈的争论，争议的出现源于这类案件在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及犯罪行为上的特殊性。早期曾有司法机关基于刑法缺乏相应明文规范而放弃对出卖亲生子女行为的追诉，但如今争议的焦点则在于这种违背人伦的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拐卖儿童罪还是遗弃罪。确实，争议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现行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该特殊行为加以明确规范，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司法者对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诸多规范性文件在性质与地位上缺乏准确的区分。此外，在同一司法区域中，类似案件事实上于两年前已经出现，只是当时的情况是，公诉机关同样以拐卖儿童罪起诉，一审法院支持了该罪名，但在被告人上诉后，二审法院将罪名变更为遗弃罪，相应地改变了量刑。而本案的情况是公诉机关依然以拐卖儿童罪起诉，一审法院直接将罪名变更为遗弃罪，而公诉机关却选择抗诉。尽管上级检察机关最终选择了撤回抗诉，但如何在同一司法区域内通过终审判决实现司法一定程度上的统一，显然成为该案宣判后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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